位于公园路的原黄石自行车厂，如今已被几座商住楼取代，将永远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。 海川 摄
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４日本报发表的自行车总厂扭亏为盈的报道。
东楚网黄石新闻网（黄石日报）口述 王忠明 整理 记者 肖琼
黄石自行车总厂宣布破产的时候，并不是企业最糟糕的时候，当时还有相当的出口，引进了一条日本生产线，产品还有一定的竞争力。但企业总体状况不太好。
为什么突然宣布破产？
是由于自行车厂主要债权人——市工商银行逼债引起。当时工行要求自行车厂把所有的资产，包括厂房、机械设备、土地等全部办理抵押手续，合同都搞好了，要厂里签字。自行车厂作不了主，推给了主管部门轻工局。工行找到我，要我签字。我也不敢签啊，这非同小可。抵押了，企业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千多号职工一无所有。请示市长，不能抵押。
于是工行起诉，自行车厂是第一被告，轻工局成第二被告。因为自行车厂是大集体企业，厂长是任命制。大集体二国营，当时有这个叫法。省高院来了一位院长，住在海观山，态度很强硬：还债、抵押。在工行、省高院的压力下，没有其他的路走，不得不破产。我们知道，资不抵债的企业可以通过破产，寻求自我保护。
最后按司法程序，企业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，向主管部门报告，签字盖章后向市中院申请破产。
破产时，市里成立了破产清算工作组，我任组长。破产在黄石甚至湖北还没有先例，仅仅知道东北有个防爆器械厂破产了，但却是一个小企业，震动也很大。可以说，当时破产冒着极大的风险。
风险首先来自职工的波动。自行车厂是个２０多年的老厂。许多夫妻、父子、兄弟一家几口都在自行车厂。对工人来说，企业就是一个大家。找个好单位好工厂，就是一辈子的家，一辈子依赖这个家。职工当年过年的时候，省委书记贾志杰来黄石慰问，职工对书记说：“企业是我们职工的家，现在家破了。我们眼流泪，心在滴血。但我们相信党、相信政府。”职工们的这种觉悟令人感动。
要说自行车厂破产对后来的改革有什么积极影响的话，也许就是职工安置。当时将在职职工按工龄变现，组建了一个股份制的新企业。破产职工成为了股份制公司的股东。
第二个压力是工行的压力。在自行车厂破产清算的半年中，职工要生活啊。当时采取了两个措施：一是将现金世纪酒店旁厂里的一块地以２００万卖给陈家湾派出所，给职工发生活费。二是厂里的所有生产都停了，但自行车厂的机修车间仍承接外来加工件，进行生产自救，养活车间几十号人。
这一点工行特别有意见。说自行车破产了，怎么还在生产？认为是假破产，真逃债！工行逐级向上反映到总行，把黄石作为信贷的高风险区。这下不得了。时任市长廖永新、副市长陈同一道到北京总行汇报，据理力争。就因自行车厂的事，廖市长脑溢血发了，压力非常大。
到市里开会，有人经常这样跟我打招呼：破产局长来了！
第三个压力是新闻媒体的压力。我们在作正面的宣传，工行为自已的利益也在宣传。破产后，省电视台来了，将机修车间作为反面典型摄了像。中央电视台派了一个法学博士带队的４名记者专程来黄。来时气势汹汹，就是来曝光的。后来听汇报，现场采访职工。采访结束后认为破产步步推进，过程无可挑剔，破产企业职工情绪稳定，很不简单。就此作罢。
